俗雾迷情

美国严控外资入股10％

俗雾迷情 — Sun, 15 Jun 2008 22:29:56 +0800

美国严控外资入股10％

    美国东部时间4月21 日下午，美国财政部在网站上公布关于外资与国家安全提案（FINSA，下称新外资安全法）。新外资安全法对外资审核的条件进行了调整。之前的规定是，如果外资持股不大于10％且目的为投资，就不会“控制”美国公司，进而不必受到审查。
    新外资安全法明确规定，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外资时，只有在确定外资入股的目的是单纯投资时，才需要考虑10％的持股比例。也就是说，倘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资的投资目的存有疑虑，不论其入股多少，都可以进行审查。
    在加大外资审查方面，美国并非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2008年 2月19日《金融时报》报道称，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六项原则，以对主权财富基金等外资采取更严格的审查措施。
   （《环球视野》刊摘）

中国金融开放无底线是西方国家的最终目标

张庭宾　

    中国金融的无底线开放是西方在过去两、三年中已经采取种种手段想威逼利诱中国放弃的最后防线。
    这个金融“无底线开放”至少包括四个内容：
    1．要求中国继续大幅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甚至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要求中国央行承诺不再干预外汇市场；
    2．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尽快放行“港股直通车”，确保国际热钱自由安全地出入境；
    3．尽快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工具，从而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变幻莫测，难以监管，更有利于国际热钱操纵；
    4．尽快撤消外资金融机构控制中资银行的25％上限比例限制，可以实现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无上限比例限制的绝对控股。
    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那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与数据。自2005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加速升值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损失了约2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加速放大损失；从2007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负利率”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的负利率损失已经超过 10000亿人民币，今年初以来，每月损失1200亿元人民币以上！那么，这些损失的钱那里去了？被美联储转嫁次贷危机的损失了，被热钱变成了他们的投机收益了！以上这两笔账还没有计算A股市场遭腰斩的投资者损失，也没有计算央行被迫对冲国际热钱投机带来的巨额外汇占款所支付的利息损失。
    仅以外汇储备和居民存款负利率这两笔损失，就已经高达约3300亿美元，或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损失了半年的财政收入，7年的军费（以2007年的3500亿计算，30艘航空母舰被击沉，每个中国人丢了2000元钱。按照北京奥运会顾问估计的总投入5200亿人民币计算，足够办5个奥运会的。
    不仅如此，更可怕的是，如果上述金融开放的底线被攻破，中国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其损失至少十倍于上述两项损失，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永远丧失金融自主权，成为永远替西方金融寡头无休止服苦役的劳工。
    对中国发动这样的金融打击背后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因而这些势力必定不惜血本，不惜自毁脸面，甚至不惜采用非常规手段威胁抵制奥运会，做空中国。
    （《环球视野》网摘）

唐山地震与文人的谎言

俗雾迷情 — Sun, 15 Jun 2008 13:04:38 +0800

    文人雷颐近日在《中国新闻周刊》和《经济观察报》刊出文章，专谈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政府执政理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以凸显当年唐山地震时政府执政理念之迂腐落后，治国办事缺乏人道，不讲人性，不尊重生命。此文一出，立即引来不少喝彩声，掌握话语权利优势的精英文人们奉若至宝，争相传播，各地文摘小报也心领神会纷纷跟进，迅即摘要转载。一时间，丑化毛泽东、鞭挞毛泽东时代这种已喧嚣30余年“精英偏好”又借这一历史“案例”沉渣泛起，再次给人们强行洗脑。
    本来，称赞和肯定今天的中央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进步是无可厚非的事，但问题在于，把这种称赞与肯定，建立在对30余年前的新中国政府的诬蔑诋毁和西式的“绝对人道”标准上，就欠妥了。
    雷文有一大特点，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它本来是要比较两次大地震中不同时代共产党中央政府的表现，但它却闭口不谈当时唐山地震发生后政府是怎样组织救灾行动的，反而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的一些文章和报道的题目，精心勾画出当时仍在继续强调“批邓”，对于唐山地震本身政府似乎觉得无关痛痒，没作什么反应这一虚假的历史图景。它说，对于灾情报道当时是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它宣称，这种说法是刻意回避了“生命财产”一词，那时“生命”“财产”都属“敏感词汇”。因为当时生命要从属于“政治斗争”。由此，雷文断言唐山地震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只被看作“多少一点困难”。直到1979年末，唐山地震三周年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才是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任务。
    不难看出，雷文明显的用意，就是要让人们相信：当年大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并没有全力救灾，人的性命在当时没有得到尊重，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讲斗争，不讲人道人权，冷酷无情，没有人性。但是，文章绕来绕去也讲不出当时政府是如何不尊重地震灾民生命的半点事实，只是对还在批邓这件事咬住不放，胡搅蛮缠。批邓在继续，就等于没有很好救灾，就是不尊重生命，这就是雷文的逻辑。勿庸讳言，“批邓”当时确是被当作重大政治任务，雷文所列批邓的报刊题目也是确实有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丝毫掩盖不了党和政府通过全力救灾，从唐山废墟下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历史事实。
    毛主席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雷文描述的当年抗震情况是扭曲的，不真实的。因为它只摘录报纸“批邓”一类题目，没有一句话提到抗震现场情况和抗震工作情况。这种避实就虚，瞒天过海的伎俩让人替雷先生脸红。人们不禁发出感慨：原来这就是常常自诩为民族良心，替天行道的公共知识分子呀!
    唐山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究竟是无视人民死活，还是尽全力救民于水火之中？事实真相是明明白白的。因为当年奔赴地震灾区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医务工作者还在，被救出的千千万万的唐山人民还在，雷颐们想把水搅混，蒙骗天下，只能是欲盖弥彰。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笔者不吝笔墨，转述一些权威资料对当年大地震发生后，我国领导人和政府是怎样反应和表现的有关记载。根据近来《党史纵横》等刊物记载：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地震发生后，开滦矿李玉林驾救护车进京向中央汇报，当他在中南海紫光阁讲到地震惨景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落泪……”李玉林的汇报，使领导同志意识到了灾难的惨重程度。中南海被搅动了，整个中国被搅动了。根据李玉林的地震灾情汇报，中央办公厅起草了有关唐山地震的灾情汇报，并很快送到了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主席床前。毛主席看完地震情况报告，得知唐山整个城市毁于一旦，地震使唐山人民伤亡之惨重，不禁落下了眼泪。
     7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当获悉唐山地震的准确消息后，党中央、国务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重大决策，迅速进行部署。为统一领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成了抗震救灾办公室。毛泽东并且授权为了救灾可以调动部队和动用军需物资。
     28日上午10时，北京军区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救灾部队迅速向唐山开进。
     28日上午11：30时，北京军区某坦克师官兵进入唐山地震灾区。接着其他大批部队也陆续进入了市区。人民子弟兵不顾行军的疲劳，米水未进，立即投入抢救遇难市民的战斗。在吊车没有到之前，他们主要凭着铁锹、铁棍等工具进行扒挖，有的甚至徒手而战。他们不顾频繁的余震，攀危楼、钻险洞，哪里有呼救声就冲向哪里……
    地震当天，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火速赶往唐山，慰问电、慰问信、汇款、粮票、大批救灾物资、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飞向唐山。地震3天之后，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又送去一份关于唐山地震情况的报告。当时毛主席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说话都很困难，秘书要求将报告读给他听，他老人家不同意，坚持自己看完。当看到唐山地震中人民群众伤亡、房屋倒塌的严重损失时，他拿文件的手颤抖起来，眼睛里噙着泪水，再次示意，一定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他立即把华国锋叫到床前，对华吩咐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安置好灾民的生活。”
    唐山大地震期间，毛泽东主席虽重病缠身仍坚持卧床批阅重要文件。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就是毛主席亲自审阅的。毛主席在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最后时光里，时刻没有忘记遭到地震灾害的唐山人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作了这样的记述：“地震后，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上新华社内参和各大报，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这期间，毛主席时刻关心着受灾的地区和人民，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毛主席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仍在做着他早年立下誓言的那件事——拯救人民。
    由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唐山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唐山的救灾工作进展神速。
     7月29日上午，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医疗队已奔赴唐山市区；无数濒临绝境的重伤员被抬上飞机，送往各大城市急救；为了及时救济灾区，飞机进行了空投；基建工程兵开来了大型机械车，那些挣扎在乱石中3天、5天、8天的人们得救了。最后，连埋在井下15天的矿工也神话般地被救了出来。整个扒救活人的工作使几十万生命得救了！
    矗立在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文是历史的见证和真实的写照。碑文写道：“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求援。十余万解放军星夜奔驰，首抵市区，舍生忘死，排险救人，清墟建房，功高盖世。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款捐物，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渡过缺粮断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运伤员、清户防疫、通水供电、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饿；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
    当年，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老将军在回忆唐山抗震救灾时，作了这样的评述：“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够经受这样巨大的灾难？死亡几十万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有哪个国家能够这样迅速地开展这样大规模的救灾行动？只有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做到，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到！地震只过了2个月，我们就恢复了水、电、通讯和交通，安置了伤员，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这是一个奇迹啊！靠什么？靠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靠全国人民大力支援，靠唐山人民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最根本的是，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看到这里，笔者只想问问雷先生：唐山大地震后，党和政府在唐山地震灾区没有把抗震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任务吗？党和政府没有全力投入抢救遇险人员的行动吗？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抗震救灾中不尊重生命吗？
    答案是清楚的。只不过，对于唐山抗震救灾中我国人民和军队为抢救遇难同胞而创下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和史实，雷先生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毫无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如何撇开当时历史条件，以今天的要求，在鸡蛋里挑骨头，以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达到以偏概全的蒙骗效果，所以他才扭住“批邓”这一问题不放，硬说你搞批邓就是不抗灾，给后来人虚构了一个十余万解放军指战员、数万医护人员天天不是在抢救遇险人员，而是不顾伤病员的死活，把地震现场当成了批邓的现场这一惊天大谎。
    这种天方夜潭式的说法，实在是太离奇，太卑鄙了，它虽能靠话语霸权强行散布于一时，却不能令人信服于永久。因为当年救灾的十余万解放军指战员和数万医护人员迟早会揭露他的谎言，有辨别力的中国人也会识破他的骗术。更何况胡锦涛总书记已经说了：中国出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如果毛泽东领导的政府不懂得救民于水火，不尊重生命，那么为什么当年唐山废墟中每救出的一个人之后，现场总是首先高呼毛主席万岁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历史事实如此清楚，雷先生为什么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说假话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有两点必须看到，一是精英文人鼓吹的是西式“普世价值”，自恃有洋大人撑腰；二是他们掌握了当今中国很大的话语权，自认为可以一手遮天。故而把中国的舆论传媒当作他们的家天下，任由其欺世盗名，招摇撞骗。
    雷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他是在说抗震，在比较唐山和汶川两场大地震中政府的表现，实际上他们是想说，不论哪一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只要不与国际接轨，不向西方靠拢看齐，不接受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不接受子虚乌有的普世价值，就不是一个尊重生命的政府。所以，雷文对不同时代两场地震中政府的表现作比较，是为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以借批邓一事全盘否定唐山地震的政府表现，进一步抹黑毛泽东时代，又可以借称赞汶川地震后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是对公民知情权公民生命的尊重，暗示当今政府应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进而鼓动政府全盘接受西式普世价值，碎步前进，最终彻底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可见，最后要把天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统统归因于“人祸”，归因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并由此达到诟病中国社会制度的目的，这就是雷文的全部秘密所在。
    从雷文中我们又一次发现，每当国家有重大事情发生，那些口口声声要讲真话，实则只会跟着西方洋大人鹦鹉学舌的精英们，就一定出来挥舞“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棒，以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为金字招牌，喋喋不休的说教，力图用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个新世纪的三座大山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进而像搞乱苏联一样，搞乱中国，使中国人民的命运纳入被西方控制的轨道。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程，一次次地告诉人们，这些所谓精英文人其实是一些思想偏瘫的人，他们早已失去了自主思想的功能，而只会根据西方理念规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炎黄子孙。这些精英文人总要求世人讲真话，但他们说出来的却大都是假话，他们唯一擅长的是，利用手中的话语优势权，丑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特别是丑化毛泽东主席，进而荼毒我们的爱国心，侮辱我们的民族英雄，消解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以博取西方洋大人的欢心。这些精英文人自命不凡，总摆出一付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模样，颐指气使，神气活现的教训别人，实则色厉内荏，腹中空空，没有洋大人的普世价值，他们一天也混不下去。他们其实心里也明白，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洋大人杜撰的一个乌托邦神话，是说给别国人民听的，如若不然，为什么当年西方法律规定民主、自由、人权只给白种男性呢？为什么西方殖民者要把土著人民斩尽杀绝呢？为什么美国自己在二战后成为对外用兵最多的国家呢？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里几十万伊拉克民众死于美国大兵的枪口之下呢？为什么除了出身于八国联军的西方国家外，世界大多数国家人民不信奉这一套呢？为什么白领美国人自己都说“普世价值”是傻瓜想出来的，中国人应对它说“NO”呢？
    像雷先生这样，在国家大灾大难面前，在千千万万英雄出生入死奋勇救灾的危急时刻，总爱用所谓“公开化”、“透明化”、“人权”、“人道”评头论足，指指点点，最终一定要把天灾中的一切问题归因于“人祸”的精英们，从来不会为废墟中救出成千上万个生命而欢呼跳跃，他们关心的只是“普世价值”是否又把更多人忽悠了。他们对仍埋在废墟下的同胞是冷漠的、冷血的，不屑一顾的，这就是他们对待同胞生命的所谓“尊重”。正如有些网民所言：在这场大地震中“以貌似理智客观冷静的态度进行评价，实则反映了其对生命的漠视，对基本人权的践踏.”
    稍微了解一些新中国历史的人，从雷文中不难看出其包藏的真正用心和目的，不难看出在人道、人权、尊重生命等华丽而时髦词藻下，那颗早已远离了善良与诚实的魂灵。
    这里，不能不提一句有关唐山地震中我国没有接受外国援助的问题。这也是精英文人们责难唐山抗震工作的一个重点说辞。众所周知，同样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就是这个道理。唐山地震发生时，全球正处于冷战，我国面对的形势是大兵压境，四面强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虎视眈眈，战争的阴云密布，战火一触即发，提高警惕，不给敌人一丝一毫可利用的机会，防敌趁虚而入，防敌于未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一个头脑清醒，讲道理的中国人都能理解当时为什么不能以今天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国际援助。如果以今天的环境条件能做到的事，去要求前人，去做当时环境条件下做不到或不能做的事，就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苛求，也是自己无知或自以为是的一种表现。雷文认为唐山地震我国拒绝外国援助，是片面宣传自力更生所造成的，这更是一种蛮横无理的无稽之谈。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里坚持自力更生都是正确的选择，更何况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自力更生在新中国历史上是有丰功伟绩的，它不但帮助中国人民渡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而且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初步的人材基础和物质基础，直至今日，自力更生也仍是我国人民搞建设，抗灾难的一大法宝。远的不说，就说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欢迎一切外国援助，外国救援队也携带先进工具来了，结果仍是，我国军民自己救出的遇险同胞占被救人员总数的99.999……%，而外国救援队只救出了个把人，这本身就表明，中国的事情要做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才行。不然，胡总书记怎么又会在汶川灾区再次提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呢？这些道理雷先生本来是很懂得的，不过为了替“普世价值”敲开国门，他只能明知故“反”。
    最后，笔者有几句如鲠在喉的话，特别想说一说。近年来，我们国家思想愈益多元化，言论越来越开放，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些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自由主义精英们，思想却越来越枯竭了。每当人们看到他们的大名和文章题目，不用再看正文，也会猜到他们要说些什么，肯定还是用那三句半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闪烁其辞，故而笔者在这里给他们提点希望：你们别总说套话行不？别总说洋话行不？吃人家嚼过的面包不香啊！
    作者：宫怀远（《环球视野》）

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

俗雾迷情 — Thu, 12 Jun 2008 15:28:38 +080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如何看待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一、中国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

    事物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历史任务中脱出时，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崛起。他们以不到2%的人口占有一多半的民间金融资产，资本规模直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国内生产总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如此庞大的资本规模，其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存在的事实无从回避。

    　　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采取“鸵鸟政策”，闭眼不承认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事实，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承认这个事实，正确认识新的资产阶级，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对待新资产阶级，使之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服务，用其“利”而将其“弊”降到最低程度。否则只能模糊我们自己的认识，迷失党和人民的政治方向。

    什么是阶级？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简言之，是否出现了对立阶级，一看是否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二看剥削者、被剥削者是否各自形成了“大的集团”。如果只有个别的、少量的资本家雇佣少量员工为他们劳动，剥削雇工雇员创造的剩余价值，那还不能说是“形成了资产阶级”。如果资本家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大的集团”，那就形成了资产阶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条例》的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这种企业的主人叫“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资本家。

    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时，我国的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总资产33亿元（若按1比10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不过330亿元），雇工250万人，我们称他们是“资产阶级” （全称是“民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也承认这个名称。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十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七倍；资产总额达 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三四十倍，说今日中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讲得通吗？

   　有的人只承认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家”（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却不承认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一、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本企业的产权（掌握着生产资料），都雇佣员工，剥削雇工雇员，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矛盾、相互对立的。因此，不管有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被雇佣的员工是一个利益集团，资本家们是另一个利益集团。解放前的中国并没有“地主联合会”这样的组织，能说中国没有地主阶级吗？今日的美国也没有全国性的“资本家联合会”，谁也不否认美国有一个资产阶级。

    　二、事实上，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已经有了各种名目的组织（如“民营企业协会”之类），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他们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所占的席位，数倍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还有很多代言人如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报刊（特别是刊物）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私营企业主的代言人。毋庸讳言，党和政府内部的某些干部，已经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资本家们的“组织程度”，以及他们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建国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党宣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私营企业（资本主义成分）是“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既然承认我国已经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顺理成章地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如果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那岂不自相矛盾？

    这里要特别强调，有的人把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主混为一谈，那是不对的。

    个体工商户是指企业属私人所有，自己参加劳动，带学徒、请帮工不超过7人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他们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剥削收入，但剥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是既不同于雇工又不同于资本家的“另一个集团”。

    个体工商户的地位不稳定，在发家致富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在经营不景气的、致富受阻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多数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个体劳动者和个体经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一定的比重。我们有些部门、有些地方制定经济政策时，混称“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或“个体经济”，致使我们在对社会现状作政治、经济分析时，往往不能科学地估量现实的阶级结构。

    二、新资产阶级的由来

    我国现在的私营企业，是多种渠道发展、演变而成的。

    我国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众多、劳动力众多，而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水平，大量富余劳动力一时还不可能全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吸纳，党和政府只能鼓励他们发展为个体工商户。我国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后，消费需求趋于多样化，许多消费品（特别是小商品）的生产无法纳入国家计划，也不适于由国有大企业来生产和经营，需要一批个体工商户来生产和经营，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当今世界正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占据整体强势的时代，我国的国有企业要参与国际国内经济竞争，必须改变产业结构，采用新科技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于是有大批职工下岗、失业，转向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一部分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失业下岗工人和破产的个体工商户，成为私营企业主雇佣的职工。

    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承包、租赁、改制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少数人成为私营企业主，多数人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工、雇员。还有一些人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挖国家的墙脚、化公为私而暴富，成为私营企业主。

    为了扶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给他们种种方便和优惠，他们的税负比国有企业低得多。这些措施，促使一些个体工商户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使许多私营企业迅速扩展。对这样的新资产阶级来说，“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就是要“思”这个“源”。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是党和政府允许的，甚至可以说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培育的。确认这一点，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有关新资产阶级的问题，关系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可以说是理论上的试金石、政治上的分水岭。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对于安置就业、活跃城乡市场、提供多种多样商品的服务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私营企业毕竟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他们既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又有可能成为侵蚀共产党、吞噬社会主义制度、扰乱经济秩序的破坏力。共产党应该“驾驭”这股力量，用其“利”而尽可能避其“害”。

    三、新资产阶级与老资产阶级的异同

    存在决定意识。我国的新资产阶级与当年的老资产阶级本质上相同，但又有所区别。

    老资产阶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新资产阶级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中国新老资产阶级的本性都是剥削，都追求剩余价值，搞资本雇佣劳动，这就使他们在人生观、世界观上没有本质区别。新资本家“下海”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公有制单位中，有的可能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曾经以共产主义价值观为依归，按照共产党的工作思路工作。但“下海”以后，他们评价事物的标准逐渐变了，一般都变为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人生观。“下海”的共产党员尚且如此，更何况从其他社会成分演变而来的人？

    因此，要以唯物史观对中国新资产阶级的历史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他们与中国过去的民族资本家、老资格的西方资本家之间的异同。比如，新资产阶级也受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排挤，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直接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保护，他们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认识，不如老牌民族资产阶级清醒。又比如，老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与我们党长期合作，解放后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新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却想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驾驭和领导新资产阶级，就是要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协调，而不是相反。历史证明，中国老牌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同样，历史也没有给今日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执政的机会，尽管他们很想执政，或者通过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中国将会经历长期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因为一个统治阶级成熟起来不是容易事，要进一步强大起来，还需要有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历史将证明，今日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主体、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的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也不允许。今天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居于强势的时代，资产阶级在中国执政，其条件是必须成为他们的附庸。共产党如果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一定会让新的权力资产阶级甚至是“黑道资产阶级”执政，而绝不会让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俄罗斯正在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吞食自已酿成的苦果。中国不能再用国家、民族的未来作这种尝试了，代价太大了。

    四、确认新资产阶级才能正确对待新资产阶级

    党中央多次指出，我们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政治的逻辑起点是阶级分析。如果我们丢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否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资产阶级的存在，就无法客观地分析当前的实际情况，正确估量社会的形势，也就无法自觉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无法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生产关系层面确认了资本主义成分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与此相联系，我们就应该确认现阶段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这样，才能使我国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社会阶级关系的构成相一致，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因此，讲清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不仅是承认了一个客观事实，也是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创新。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廓清了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制定出正确的措施，能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搞得好，可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留下宝贵的经验。

    有些人不承认今日中国存在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受“左”的或右的思想的束缚。在“左”的观点看来，既然是资产阶级，就得把他们“灭”掉，所以要采取“不承认主义”。右的说法是不承认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私营企业在中国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资本主义。这种“指鹿为马”的说法，会给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就保不住了。也有人说，确认当代中国存在资产阶级，会把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混为一谈，客观上淡化了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这是忘记了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始终坚决贯彻的一个原则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而新民主主义是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中发展的，两个“主义”的区别是明显的。还有人认为，确认中国现在产生了一个新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不一致。这个“不一致”其实是对的，我们现在搞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马、恩当时设想的成熟社会主义标准来衡量，确实是“不够格”的。

    承认出现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并且对它实行正确的议会方针政策，不仅可以使我们在政治上保持清醒头脑，而且也是我们党的自信心的表现。一是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体制层面上容许资本主义成分。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曾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老的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我们现在又允许出现一个新资产阶级。这里边有一个“谁怕谁”的问题。我们不要怕资产阶级。不怕，才能利用它，才能从容地学习它的某些优点、长处；不怕，才能清醒地认识它所带来负面作用和影响。二是说明，我们党不但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而且能够从容驾驭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和资产阶级。

    我们确认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资产阶级，就有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大框架的前提下，让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我们是在不损害社会主义大原则（即四项基本原则）下，允许出现这些新资产阶级的（为此，我们牺牲了很多社会主义小原则）。我们决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到头来不能支配自已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这是共产党清醒的地方，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非常害怕我们的地方。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现阶段，我们不仅可以允许资产阶级出现，而且能够驾驭资产阶级。

    我们承认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视它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来的阶级性，才能够与它划清界限，才能够防止它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党内、政府内。现在不仅有干部个人“傍大款”，而且出现了个别基层组织“傍大款”的现象。“傍”谁啊？其实“傍”的是资产阶级。这就涉及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的问题，涉及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不能简单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单靠高薪养廉、廉政公署那一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驾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驾驭资产阶级的关键，是党内没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党内没有资产阶级的关键，是认清新资产阶级。

    五、共产党如何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

    我们认为，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共产党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前提。

    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驾驭新资产阶级，首先必须按宪法的规定，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牢固树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国有经济能够引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必须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使公有制经济的分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在这个前提下，让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大框架内存在和发展。孙中山尚且要“节制资本”，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岂能无节制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要实现上述目标，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坚持党的纯洁性。共产党不能吸收资本家入党，党内不能有资产阶级代理人。有组织上的纯洁性，才有认识的彻底性，才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党才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有本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共产党有两个基本性质：一是阶级性，二是先进性。这个先进性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这个阶级性规定下的先进性。这个先进性与阶级性的纯洁程度成正比。现在，提出能否“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反映了新阶级力量壮大后提出的政治要求，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这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与新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制高点”，是两军志在必得的政治“上甘岭”。

   　私营企业主是新资产阶级，他们的人生观是自私自利，追逐最大利润。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共产党，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理论上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当然不能允许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入党。政策上讲，我们党早有明文规定。1989年8月28日，中央发出的中发1989年第9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同志在同年8月21日发表过不赞成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讲话。问题在于有一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有一些人想改变中央的决定。
    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会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破坏全党团结和统一的政治思想基础，突破党在阶级先进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其它的问题就不可能再依靠党内和平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党内阶级成分的多元化，就意味着政治多元、思想多元在党内获得了相应的组织基础。多元的政党必定分裂。一元化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会分裂，资产阶级必须由两个以上的政党来代表，国家才能稳定运行。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大公无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元成分和多个阶级。

    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就意味着承认剥削思想、剥削行为在党内的合法性。党员如果把剥削当成主要生活来源，当作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党员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等，就会成为空谈，党的名称、党章、党纲都要改变。并且，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私营企业主，也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这样做，等于否认了党的阶级性，否认了党的阶级纯洁性，否认了党的阶级先进性。

    有些人说，资本家想入党是好事啊！其实，如果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资本家才不会想方设法加入这个党呢。我们共产党，是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小平同志要我们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前提是“政权在我们手里”。私营企业主入了党，能量会比大多数工农出身的普通党员大得多。以我们目前工人、农民党员单个的物质能量看，与私营企业主没有可比性。近十年党内生活的变化说明，共产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也可以被收买。不管设计出多么复杂的制约机制、多么高级的民主程序，只有把剥削者及其代理人挡在“圈”外，才会好一点。如果在党组织的成员中出现经济能力的巨大差别，有的穷得一无所有，只能当打工仔，有的很富，拥有企业产权，雇佣一大批员工，这样的“党内民主”肯定会向金钱民主发展。就连美国也不敢让大资本家直接参与最高层的“民主圈”。如果资本家进入党内，会很快削弱工人、农民党员的权利，使党的一些基层组织从工人阶段的先锋队蜕变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如果作为一种政策，让私营企业主入党，那就意味着我们党已接收改变性质，“我们”变成“他们”，“政权在我们手里”变成“政权在他们手里”。这样，我们的党权、政权就会被新资产阶级所掌握。到那时，共产党就成了社会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上工人阶级政党改变性质，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蜕变为改良主义者政党，意大利共产党蜕变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左翼民主党，其组织上的突破口就是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入党。这条道理不但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证明，而且也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心里明白、眼睛盯着的一条政治标志线。所以，我们不能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对于共产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的，要按1989年中发第9号文件的规定，要求他们 “除应模范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外，还必须坚持党的理想和宗旨，严格履行党员义务，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在企业的收入分配方面，领取作为经营者应得的收入，而把企业税后利润绝大部分用作生产发展基金，增加社会财富，发展公共事业；要平等对待工人，尊重工人的合法权益。做不到这些的，不能再当党员。”这是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性的需要，是捍卫党的基本纲领和根本宗旨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需要。

    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现在都盯着共产党对新资产阶级的态度。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大，但从来就不可能是掌握国家领导权的阶级，也很少有参政的历史与经验。他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选择，除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共产党与新资产阶级的关系，观察共产党党内阶级性的变化，跟着风向走。允许资本家入党的信号无疑会告诉庞大的小资产阶级，不用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中国力量一旦向右靠，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会迅速发生变化。

    还有人说，新资产阶级有文化、有能量，是能人，是社会精英，发展他们入党，可以更全面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增加党的社会能量。其实，这些人如果真入了党，其能量首先会用于在党内争夺领导权，改变党的性质。并且，这种改变会具有不可逆性。在“我们的党”没有完全变成“他们的党”之前，他们会积蓄自己的社会能量，用于向党的性质进攻。他们的能量不会用于增加党的工人阶级社会能量，只会增加党内的资产阶级能量。以为功能上有什么代表性，机构上就一定应该有什么成分的看法，是把共产党理解成一种无机化的拼盘式组织了（比如议会）。资本家中确实有“能人”，党可以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他们还可以在人大、政协里参政议政，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必把他们吸收到共产党里来。20世纪80年代党内并未吸收资本家入党，不是也成功地领导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吗？新世纪充满新曙光，共产党越是彻底地工人阶级化，就越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长远的、共同的利益，越有能力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利用新世纪的机遇。

    我们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资产阶级也是“三个代表”的力量。私营企业主发展生产力的功能是建立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仅仅根据他们有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就发展其入党，恐怕还达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标准。

    共产党不让资本家入党，不是在道德层次上有成见。阶级是政治层次上的整体概念。不可否认，有些比较进步、开明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乐善好施，积极投身光彩事业。从历史上看，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就曾在他父亲的公司中拥有股份。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资助马克思从事革命事业。我们从他与马克思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这种“双重生活”的厌倦和极度反感。1870年，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来到伦敦，就不经营企业了，因为那时他已经有了支持他们两人从事理论著述和革命活动的财力了。解放前，我们党曾吸纳过个别资本家身份的人，这些人已经具有共产党员的觉悟，达到了党员的标准，不但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党使用，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这些党员之所以还保留资本家的身份，是因为特殊工作（如掩护地下工作的身份、解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等）的需要，一旦这种特殊的工作和身份不需要了，这些所谓的“资本家党员”都自觉地交出了私有资本。上世纪50年代，还出现过一些自觉转变阶级立场、放弃个人财产、积极投身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资本家”。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些年，由于工人群众在改革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致使当前有相当一些工人群众对新资产阶级抱有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在新资产阶级的财主生活与优越感面前，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则是失望、不满甚至是仇恨。更值得我们警觉的是，一些工人群众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国家的主人、党是否可信、政府是否在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撑腰。

    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是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的主体力量。如果这个基础发生动摇，党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条件。所以，党必须向工人阶级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资产阶级出现，我们党如何领导和驾驭资产阶级。

    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有重要的“离间”作用，离间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目前来看，最紧迫的，是要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给予工人阶级以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利益，使他们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党依靠的对象。只有政治地位巩固，公有制经济强大，思想认识上清晰，工人阶级才能以正确的心态面对新资产阶级，并逐渐摸索出领导和驾驭资产阶级的有效办法。回避这个本质的问题，不是在哄资产阶级，而是在蒙蔽工人阶级，是依靠不依靠、相信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问题。

    共产党要驾驭新资产阶级，首先要掌握党对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要教育新资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不同于老牌资产阶级，使他们在认同社会主义方向、接受党的领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觉性。但是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公有制、自私自利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分水岭”上，新资产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本质上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教育成无产阶级。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仍然是我们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的基本点。要让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共存与斗争中，实现阶级对阶级的领导，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不是在模糊与回避中，实现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不是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己的阶级主体性。不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很有可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带来了社会繁荣和进步。如果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的国家制度发生重大改变，变成了一个由资产阶级领导和统治的国家，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有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的本事，就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路不通，就说明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失败了。

    现在，党的实际状况与党章规定的标准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如果我们还真心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就应该通过“三讲”，通过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工人阶级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教育，或大讨论；就应该正确解决党内已有的资产阶级成分问题，使党的实际状况向党章标准看齐，而不是修改党章去适应现状。在党的性质问题上，不能“不争论”就去改变，不能开小口子“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拿党的命运做试验。这里是底线！退过底线，一切变化就成为不可逆过程。一方的欢笑会变成另一方的痛苦；“不争论”的民主会变成一方开除另一方的过程。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可能还存有天真、善良的幻想，少数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新资产阶级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正视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一客观现实，既要承认它、利用它，通过这个途径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先进东西；同时，又要规范它、领导它，把它引向正确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巩固我们的阶级基础，使工人阶级牢牢掌握国家的领导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会使人类历史“再度沸腾起来”。

作者：林炎志

奥运圣火传递者和知识传播者-----马安健老师

俗雾迷情 — Thu, 12 Jun 2008 15:29:49 +0800

馬安健老师年近七旬，朴实而慈祥。他是全国特级教师，全国复式教学协会的副理事长，至今仍在炎陵县鹿原镇鲁坑小学工作，非常忙碌。经常在全国各地交流学术，联合国也不乏他的身影。他是个非常尊重别人也被别人所非常尊重的一位长者、学者，有着十分丰富的复试教学实践经验且有不少著作。这次请他去当圣火传递者，名副其实，众望所归，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尊重。昨天我邂逅他到单位办事，有幸和他合影，特此纪念。

很多人可能对复式教学不清楚，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复式教学同单式教学（即把同一年级的学生合成一班，在一个教室内由一位教师教学）相对。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成一班,由一位教师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对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同时组织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或做作业,并有计划地交替进行(见图[复式班学生在上课])。
中国采用复式教学，始于清朝末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当时官费自费去日本学习师范教育的很多。一批学生进入日本的宏文学院的师范科学习,修业年限自半年至三年不等,而多数为“速成生”。回国后，他们宣传师范教育和复式教学。1909年（宣统元年），江苏教育总会派遣人员赴日考察“单级教授”,同年筹设“单级教授练习所”,培训复式教学的师资，并择定两所“官塾”（小学）“为学员实习教授之所”。其后，复式教学逐步在全国推行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普及教育，在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牧区和农村仍采用复式教学。
复式教学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教学和学生自学或做作业交替进行。由于学科头绪多，讲课时间少，教学任务重，因而备课时对教学过程的组织、教学时间的分配和教学秩序的处理等，有更复杂的要求。
复式班的编制，以尽可能地减少各年级之间的相互干扰为一般原则。具体编班的形式有：单班学校制和二级或三级复式制。单班学校制是，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全部编在一个班里。二级或三级复式制是把两个年级或三个年级的学生编在一个班里。例如把一三年级或一三、五年级编成一个班；把二、四年级或二、四、六年级编成另一个班。
复式教学的日课表的编制，以“同堂异科”编排为好，一般是把直接教学时间长的学科同便于安排自动作业的学科相互搭配。复式班的座次编排，是左右划片分别安排不同的年级。如果是单班学校，则一般把低年级学生排在中间，便于教师照顾。为了相对地增加直接教学的时间,适当地减少教师在教学中难于分身的困难,可以培养品德和学习较好的学生当小助手，协助教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高考以后家长该怎么办？

俗雾迷情 — Mon, 9 Jun 2008 22:39:30 +0800

看了一天的高考资讯，看得头都大了。现在要给孩子填志愿，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什么提前录取，什么一批二批录取，弄得头都晕了。混大半辈子了，这个社会有些啥专业也没搞清。上千的学校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找。网上的介绍想要看到的没有，已知道的一大堆，真是烦啊。我们那时专业一目了然，现在说动力和热能学专业不是造火箭的，而是个烧锅炉的专业，信息管理学是个图书管理学，学校名字也大有名堂，晕啊。有过来人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孩子说理综、数学较难，没做完。现在要我帮着填个志愿也难啊。晕，今年考生增加，我看分数线低也低不到那去。我这个作业也难做啊。

孩子高考结束了

俗雾迷情 — Sun, 8 Jun 2008 21:22:57 +0800

孩子今天高考结束了。中午为了不影响她的心情，也没回到岳父家里过节。晚上我把亲人都叫过来过节。母亲过世后，家人联系也没那么紧密了。把岳父岳母也请过来了。忙了一下午。孩子的情绪也不很坏。我也不太想过多的问她考的怎样。吃过晚饭孩子就出去和同学玩去了。该歇歇了。对孩子未来的规划我想的很少，随遇而安，有碗饭吃就行，自我感觉幸福就行。凡人的生活轨迹能平稳就很不错了，奢求只能是徒添烦恼。对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她要比我幸福就好。过几天要选志愿了，我还没一点底呢，有过来人不妨指点一二，在下谢谢了。

普世价值和胡主席的题词

俗雾迷情 — Fri, 6 Jun 2008 21:41:51 +0800

汶川地震后，因中国人民的团结抗灾，万众一心，使得“普世价值”一词趁机流行。那什么是普世价值呢？我找了一下它的定义：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根据讨论普世价值的立场不同，普世价值可以分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个不同的类别。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在近代东方民族反抗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侵入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普世价值立场。

由于立场不同，所以对普世价值的解读也不一样。我感到一些人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当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高峰，是人类社会的一笔财富。但是相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他落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理应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指导人们。一些人宣扬的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目的并非劝善，而是要全盘西化。世界上最爱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到处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有目共睹。他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双重标准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北大据说是我国最具人文精神的大学，我看普世价值肯定也灌输了不少，但是实践中却出现了范美忠：“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生死瞬间，我们不能对逃生者逃生的本能苛求，但对比那俯身护卫四个学生而牺牲的老师，我总感到那普世价值远没有传统的民族的舍身取义让我震憾。

中国从来不缺普世的价值。如果说我们找到了外来的普世价值而有所发展，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中国化。我看在我们宣扬普世价值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胡主席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不知道这话是不是具有普世价值，但我感到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真经！

道德制高点上的俗情与精英的呓语

俗雾迷情 — Fri, 6 Jun 2008 11:57:03 +0800

道德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规范，是一种对心的约束。它的内容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对其内涵的解读很可能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讲，它是抑恶扬善的。道德虽是一种规范一种约束，但它是软的，并非法律。遵守它完全是自主自为的，需要高度的自觉性，并非人人都可随时做的到，因此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总是被社会褒扬和礼赞的。见义勇为、舍己为他、扶危救困就是一种善举，就是一种精神，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见义勇为、舍己为他、扶危救困它久蕴于民间，深植我民族精神，非舶来品也。四川地震后，这种道德的力量象井喷式的喷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四川有难，全国支援。血库为之爆满，善款因此连创新高。下岗工人说我没钱，但我可以献血。那穿着肮脏的乞丐和拾荒者也把对别人来说微不足道但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一点钱也捐了出来。那并不富有的残疾农民就是把家里的猪卖了也要捐款。面对他们，总是让我动容，总是让我流泪。这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俗情啊！他们虽然贫困，他们衣着虽然肮脏，但他们的精神早已进入了圣殿，他们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俯瞰。

道德是一种行为的规范是一种心灵的约束，它也可以成为一种煞人的舆情。茅于轼的“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范美忠“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王石“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一方面体现了他们的诚实，但很不幸的也犯了众怒。少数精英的言论和行为被有心人一经披露，即遭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社会俗情的火力所伤，成为呓语，甚至不得不铩羽道歉。由此感到“肉食者鄙”到现在还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很多事，尤其是事关利益的事看精英不如看乞丐，看贵人不如看苍头。

丢失金融主权中国将重新沦为半殖民地

俗雾迷情 — Thu, 29 May 2008 00:42:56 +0800

丢失金融主权中国将重新沦为半殖民地

杨毛　

    最近，把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的革命归结为“国共之争”，把这场革命定义为“内战”的言论甚嚣尘上。很多精英们说那场革命只是党派之间斗争，胜者王侯败者贼，共产党执政后歪曲了历史，现在需要重新认识。
    中国革命仅仅是一场党派之争吗？且不说反封建问题，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国赶走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势力，取得了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这是中国此后60年能够取得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如果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状态，国家经济命脉尤其金融资本由西方人控制，中国哪里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半殖民地并不只是个政治概念，还包括经济领域。解放前，上海是中国金融中心，中国金融业绝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根据上海地方志资料，自1870年起，“外资银行已垄断上海的外汇市场，并以无息、低息或收取手续费等方式吸收大量存款，主要贷放给外商企业。”“ 进入20世纪后，外资银行除支持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掠夺原料外，还极力推行资本输出，给予清政府大量借款，从而控制旧中国的海关和财政金融。宣统三年至民国16年北洋政府时期，新设外资银行24家，倒闭9家。这一时期各外资银行互相勾结，组成银行团对中国政府共同贷款，以关税和盐税收入作为担保。自同治九年起，外资银行凭借特权先后在华发行钞票的有20家。据民国10年资料，外资银行在华发行钞票的总数为中国银行钞票发行量的2.2倍。民国16～26年，美、日侵略中国经济的势力迅速扩大，形成英、日、美三国争夺和控制中国金融的局面。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境内外资银行有：有利、汇丰、麦加利、德华、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华比、荷兰、义品放款、台湾、朝鲜、住友、三菱、三井、运通、安达、华义、大通、汇沅、大英、中法工商、友邦、沙逊、莫斯科国民共25家。一批中外合资银行陆续在境内设立，其中有中法合资的中法实业银行，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中意合资的华义银行，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等。这些银行虽然名义上是中外合资，但实权都操纵在外方手中。”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金融基本被外国资本控制。二战期间英美银行先后撤出，抗战胜利后卷土重来，依然能占金融资本的36%。
    西方资本控制中国金融使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外资金机构可以经营中国货币，吸纳存款和发行货币。凭借强大的实力吸取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存款。以英资上海汇丰银行为例，其设立时仅338万港元，1933年就达到9.3亿港元，相当于中国当时146家银行全部存款的42%，加上发行货币，取得了巨额资金。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根据上海地方志资料，这些钱主要贷款给了在华的外资企业，尤其是英资企业。吸纳中国居民大部分存款，让西方企业利用，中国民族工业生存空间就受到限制。现代社会中，金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企业离不开银行，如果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组成的财团想让一个企业死，这个企业就可以查日子了。解放前中国民族工业处境困难，金融被外国控制是主要原因。同样的例子可以从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韩国看出来。韩国银行在被外资控制后，银行“不倾向于给韩国企业贷款”，于是很多韩国企业经营困难，这又恰好成为外资收购的对象。所以很短时间韩国几个主要产业被外资控制。
    其次，吸纳的存款和发行的货币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贷款给中国政府，并以海关和盐税收入做抵押，使中国丧失主权。中国政府要向外国银行借钱活，它能听谁都话呢？如果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要靠西方控股银行购买，中国政府还能不看西方人的脸色？那么这个国家政府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可笑的是，这些钱本来就是中国居民存的。
    第三，这些外资银行基本操纵了中国的汇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汇丰银行国际汇兑就占上海全部汇兑的60～70%。从19世纪中期以后，外资银行基本操纵了中国汇市。抗战结束后，上海外汇牌价基本由美资花旗银行和英资汇丰银行决定，他们“随意抬高或压低，从中渔利”。外资控制金融后，实际就控制了汇市、股市、期货的操作，虽然国家可以监管，但力度有限。况且凡是这个状态，各级政府和机构中买办就会大把出现，内奸防不胜防。现在连国内贪官还治不住，再加上内外勾结的事，中纪委能管中国的事，能去管人家外国人？
    解放前中国有自己的政府，也有各项主权，但为什么被称为半殖民地呢？金融被西方列强控制就是一个重要指标。
    共产党执政，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部分外资银行挤出中国，自此中国政府和企业才能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排金融活动。从此杜绝了由外国人控制中国的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悲惨境地。
    现在我们突然要放弃牺牲了数千万人才换来的宝贵成果了。做这事情的人真的一点没学过历史吗？这些金融专家上学时候没学过中国金融史吗？不知道解放前那种状态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吗？
    他们会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全球化，大家都金融开放了。而且只有金融开放才能加快现代化。
    如果真是这样，题目为什么不看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金融使由外资控制的还是本国国有资本或民族资本控制的呢？如果这个高喊金融自由化的国家的金融也是外资控制，这个说法还有点道理，但是这些国家的银行没有一个是外资控制的，这个道理就说不通了。
    最主要的是，凡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就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无一例外的是金融被外资控制。而且无一例外的被搞个金融风暴，民族资本被西方便宜买光。而且这都发生在最近10年中，难道时代有什么不同了吗？
    这些国家在回到金融被西方控制状态以后，一切都如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前一样的窘境。阿根廷金融风暴来临，企业和民众为了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仿佛这样就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但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其实不然，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安全的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了惨痛的财产损失。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联邦法院的命令授权下，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６日，对外资银行进行了三十多起突击搜查，搜查重点针对一些著名西方跨国大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等等。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涉嫌违法的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末，有３８５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
    阿根廷议员马里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了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的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十年来向海外输出了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花旗银行涉嫌洗钱证据的文件，指出花旗银行曾帮助阿根廷腐败官僚，包括前总统梅内姆的政界、财界密友，通过洗钱将大量资金转移海外账户。
    这就是花旗银行做的事情。不知道银监会审查花旗银行控股中国银行资格时是否把这作为依据。其实花旗银行在解放前的中国不也做这样的事情吗？
    目前，中国开放的各行业中，西方资本都控制了最大的前5家，已经不怎么美妙。而吴敬琏等还喊叫着政府垄断行业是当前经济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明摆着的是，只要开放一个，就被外国人垄断一个。难道外国人垄断就一定比中国政府垄断了好？
    说实话，中国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如果最终金融和其他国家命脉产业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什么崛起什么复兴就都成梦里，甚至连梦也别做了。人家是按照国际惯例实现的，有完全符合中国的法律，还是你请人家来到。到时候按照正常的手段根本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和态势。
    中国与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不同，中国是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的国家，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假如中国真到了那种地步，发生什么事情真难说！中国人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厮杀了几十年，血流成河，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同胞。难道这些人真的要子孙们再来一次这样的革命？！

沉痛哀悼死难的同胞们！（图、视屏）

俗雾迷情 — Mon, 19 May 2008 11:07:14 +0800

沉痛哀悼死难的同胞们！